主動對接「十五五」：以「金融＋創科」雙引擎推動香港首份五年規劃
劉建誠 公共行政學榮譽博士
3月5日在北京開幕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提請審議，涉港內容再次把「鞏固提升香港競爭優勢」放到國家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並強調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強化科技創新等方向。 這不僅是政策訊號，更是對香港治理能力、產業轉型與社會動員的一次「系統性測試」：香港能否把頂層設計轉化為可落地的路線圖、可量化的KPI、可持續的制度供給。
更值得關注的是，特區政府已把「對接十五五」提升到全政府統籌層面。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在北京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開幕會，並表明香港將首次制定自身的五年規劃，以宏觀、戰略與前瞻方式主動對接國家藍圖。 這一步的重要性在於：香港過去較多以年度政策、分散措施回應外部環境，但面對全球產業鏈重組、科技競爭加劇與區域融合提速，若仍以「碎片化」方式推進，很難在關鍵賽道形成「聚焦突破」與「長周期投入」。
從「三大中心」到「四中心、一高地」
國家支持香港的關鍵，不只是維持傳統優勢，而是要求香港把優勢「升級」並「轉化」。從近年的政策表述可見，香港既要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硬實力，也要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形成面向未來的新競爭力。
這種升級背後的邏輯很清晰：在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年代，資金、技術、人才、標準與制度的競爭，往往同時發生。香港若只強調「資金通道」或「離岸平台」功能，將難以支撐長期增長；若能把國際化的融資能力、普通法體系、專業服務、數據與合規能力，與前沿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產業孵化連成一體，才可能在新一輪競爭中保持不可替代性。
香港的「新定位」不應只是口號，而要回答三個實際問題：第一，香港要在哪些核心科技與產業鏈節點形成可見貢獻；第二，香港要透過哪些制度創新降低跨境合作成本；第三，香港要如何把科研、金融與產業變成同一套治理語言，避免「各做各」的內耗。
深化大灣區：不是加法，而是「規則」與「機制」的乘法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十五五草案的表述中，與「強化科技創新」緊密連結，意味著大灣區不再只是交通互通、旅遊互訪或單純市場擴容，而是要進一步走向「制度型協同」與「創新型協同」。 對香港而言，這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口：香港的制度優勢，只有在可複製、可對接、可外溢時才會放大。
過去多年，香港與內地城市合作常見的痛點包括：科研資金與知識產權安排不一致、跨境數據合規口徑不同、金融產品與監管互認不足、人才流動與專業資格互通仍有摩擦。要把大灣區做成真正的「世界級灣區」，就必須把上述痛點從「個案協商」提升到「制度安排」，並以可評估的時間表推進。
因此，香港在制定首份五年規劃時，應把「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設為核心章節：哪些領域先行先試、哪些跨境流程可標準化、哪些監管安排可以沙盒化、哪些平台可以常態化協作。只要路徑清晰，產業與市場自然會用腳投票，把資源投向最有效率的制度環境。
以「金融＋創科」打造新質生產力
若要在十五五周期真正「貢獻國家所需」，香港最可行的策略是走「金融＋創科」雙引擎：用金融的配置效率，加速創科的成果轉化；用創科的技術溢價，反過來提升金融的產品深度與服務半徑。
推進「金融科技化」與「科技金融化」。香港具備完善的資本市場、國際投資者網絡與專業服務體系，若能把風險投資、私募股權、上市融資、二級市場做成「接力式」資本鏈，並配合更精準的稅務與監管安排，便可提高創科企業在港成長與留港的誘因。同時，香港亦可在合規科技（RegTech）、反洗錢與制裁風險管理、AI風控等領域形成示範，讓「信任」成為香港金融的可出口產品。
加速數字資產與跨境支付的制度供給。數字經濟與跨境交易正在重塑資金流動方式，香港若要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能只做交易場所，更要做「規則制定者」與「合規基建提供者」。在確保金融穩定與投資者保障前提下，香港可更系統地推進穩定幣、代幣化存款、RWA（真實世界資產）代幣化、基金及債券的數字化發行與託管安排，並把跨境支付、外匯管理與合規審查流程做成更高效率的「可編程合規」。
把前沿科技納入香港產業政策的「主航道」。AI、量子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等都屬高投入、長周期、強協同的領域，單靠市場自發很難形成規模。香港要做的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選擇少數能結合本港科研底座、國際合作網絡與大灣區產業鏈的方向，集中資源打造旗艦平台。例如在量子通信與金融安全、後量子密碼（PQC）遷移、關鍵基礎設施的抗量子安全測試等方面，香港具備「科研＋金融場景＋合規要求」三位一體的優勢，可率先建立測試標準、認證框架與跨境協作機制，成為大灣區乃至國家層面的安全能力加速器。
北部都會區：把「對接」落在空間與產業上
對接國家規劃，最忌停留在理念；最有效的方法，是落到「空間載體」與「產業落位」。北部都會區正是香港把大灣區協同做深做實的橋頭堡：一端連接香港的制度與國際網絡，一端連接深圳乃至大灣區的產業鏈與創新密度。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應把北都定位為「制度創新試驗田＋產業集群承載地」。制度上，可探索更高效率的人才通關、科研物資與樣本跨境流動安排、跨境數據合規路徑與指定場景的監管沙盒；產業上，則應明確聚焦幾條可形成集群效應的賽道，例如AI＋金融、生命健康、先進製造支援服務、跨境供應鏈管理與專業服務外溢。當北都能提供「可落地、可擴張、可複製」的制度與空間，企業自然會把研發、測試、融資、出海的鏈條放在香港，形成正循環。
把五年規劃做成可執行的「治理工程」
成敗關鍵不在於規劃寫得多漂亮，而在於「能不能執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至少要做到三點：一是建立跨部門的統籌機制與問責節奏，把政策局的工作由「各自KPI」轉為「共同KPI」。二是引入更透明的進度披露與績效評估，讓社會、業界與立法會能以數據討論，而非只靠口號表態。三是為制度創新預留「試錯空間」：包括沙盒、試點、豁免與回溯評估機制，讓改革既可控又可加速。
國家十五五藍圖的涉港部署，為香港提供了新的方向與新的舞台。 香港的真正挑戰，是把「支持」轉化為「能力」，把「機遇」落實為「產業」，把「對接」沉澱為「制度」。只要香港能以金融＋創科雙引擎推動首份五年規劃，並以北部都會區作為承載平台，以大灣區作為協同場域，香港不但能鞏固傳統優勢，更能在新質生產力的競賽中，成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關鍵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