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須乘勢而上 對接國家「智能經濟新形態」
劉建誠 公共行政學榮譽博士
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並由多篇官方與政策解讀指出，這是一種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引擎、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全域智能化為特徵的新一代經濟形態，反映人工智能已由單點技術應用提升為推動整體經濟轉型的核心力量 。對香港而言，這不只是國家科技政策的新口號，更是一個必須及早回應、主動配合的重大戰略命題 。
過去談數字經濟，重點多在互聯網平台、資訊流通、電子支付和數據儲存；今天談智能經濟，核心已轉向大模型、智能決策、產業重塑與制度重建，政策解讀普遍認為其影響將覆蓋研發、生產、流通、金融、治理與民生服務等全鏈條 。換言之，智能經濟不是在原有經濟體系上再加一層科技外衣，而是要讓人工智能成為新質生產力的主要引擎，令數據、算法、算力、場景和制度形成新的經濟組合 。
國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作出這樣的部署，釋放出一個非常清晰的訊號：未來的區域競爭，不再只是比拼土地、勞動力和傳統資本，而是比拼誰能更快建立智能基礎設施、誰能更有效釋放數據價值、誰能更有制度能力把人工智能轉化為實際生產力 。在這個大背景下，香港若仍以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慣性思維面對新一輪科技變局，便很容易錯失由「數字樞紐」升級為「智能樞紐」的歷史窗口。
事實上，香港並非沒有基礎。近年的《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立法會文件以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的政策部署，均已把人工智能、河套發展、創科基建和產業升級列為重點方向，顯示特區政府已意識到新一輪科技競爭的迫切性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更曾以「香港人工智能發展大棋盤」為題闡述布局，反映香港的政策思維正由過去較分散的項目式資助，逐步走向更強調整體謀劃和系統部署的路徑 。
另一方面，香港的優勢也正在重新被看見。政府公布香港在數碼競爭力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四，說明本港在制度環境、國際聯通、專業服務和數字基礎能力方面，仍然具備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 。這些優勢若能與國家推進智能經濟的大方向結合，香港並非只能被動承接技術溢出，而是完全有條件成為國家智能經濟體系中的制度創新平台、國際融資平台和跨境應用平台。
香港最值得把握的第一個突破口，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相關報導指出，河套區在數據跨境流動方面已有突破，未來政策安排甚至可能較內地自貿區更優惠，這說明河套有望成為制度創新的先行區，為高價值、高敏感、高流動性的數據要素建立更安全、更高效、更可監管的跨境機制 。如果香港能夠以河套為試驗場，建立面向科研、醫療、金融、供應鏈與城市治理的數據流通規則，便不只是服務本地創科發展，更是在國家智能經濟建設中承擔制度創新的角色。
第二個突破口，是把香港金融優勢轉化為智能經濟優勢。智能經濟發展需要長期資本、耐心資本和跨境資本，也需要估值、審計、風控、保險、知識產權和法律仲裁等一整套高端服務配套，而這些恰恰是香港最成熟、最具國際公信力的強項。若香港能夠及早推動人工智能企業融資、數據資產估值、算力基建投融資、智能製造保險及算法責任規管等新型金融服務，便可以把「國際金融中心」的既有優勢轉化為支撐國家智能經濟的重要能力。
第三個突破口，是把公共治理本身變成智能化轉型的最大場景。今天香港不少部門雖已推動數字化服務，但整體上仍偏重流程電子化，而不是治理模式的智能化。若特區政府能率先在交通管理、醫療分流、城市規劃、安老服務、環境監測、牌照審批、工程監管及社區風險預警等領域擴大人工智能應用，便可用真實公共場景牽引本地企業、科研機構和初創公司共同成長，形成「以治理帶產業、以場景促創新」的新模式。
因此，香港若要真正配合國家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政策上至少要在五方面加快推進。
要把數據視為新型戰略資產，盡快建立公共數據開放、可信流通、分級分類、授權使用與跨境合規的完整制度。
要把算力、算法和能源供應一併規劃，避免人工智能發展停留於概念層面，卻缺乏足夠基礎設施承載。
要推動產業人工智能化，而非只扶持少量人工智能企業，因為真正的智能經濟，不是單一產業做大，而是整個經濟體普遍升級。
要建立更進取的人才策略。香港有國際化高教資源，但在大模型工程、數據治理、芯片系統、人工智能安全與產業落地人才方面，仍須進一步增強吸引力與留用能力。除了搶人才，更重要的是育人才，應推動大學、職訓機構、科研平台和企業共同設計課程，令金融、醫療、工程、法律和公共行政等專業人士都具備與人工智能協同工作的能力，否則再好的技術也難以滲透到真實經濟。
要盡快建立與國際接軌、又與國家發展相銜接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智能經濟不是無序競賽，而是高水平發展；香港既要鼓勵創新，也要處理算法偏見、數據安全、知識產權、責任歸屬與市場公平等問題。香港在普通法制度、專業監管和國際標準銜接方面具備獨特優勢，完全可以發展成為人工智能治理規則的測試地與輸出地，為國家提供可複製、可國際化表達的制度經驗。
更重要的是，香港不能把自己定位為單純的「跟隨者」。國家推進智能經濟新形態，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技術城市，更需要若干能把技術、資本、制度、國際市場和跨境場景連接起來的關鍵節點。香港的價值，正正在於「一國兩制」下同時擁有國家支持、國際聯通、法治環境和專業服務能力；只要定位準確、政策果斷、執行有力，香港完全可以成為國家智能經濟的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
從這個角度看，配合國家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絕非可有可無的配套工作，而是香港經濟結構再造的重大機遇。當前特區政府已有相關政策基礎，人工智能、創科布局、河套合作與產業升級亦已在施政和立法層面持續推進 。下一步關鍵，不在於再說多少口號，而在於能否把政策、資金、法規、人才和場景真正串連起來，讓香港由政策表述走向制度落地、由創科願景走向智能發展。
世界經濟版圖正在重組，誰能率先完成智能化轉型，誰就更有機會掌握未來產業鏈、價值鏈和規則制定權 。香港既然有條件、有責任，也有國家戰略賦予的獨特位置，就更應主動作為、提速布局，在新一輪智能經濟浪潮中不只「不缺席」，更要成為推動者、建設者和受益者。這既是對國家發展大局的積極回應，也是香港為自身開闢新增長曲線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