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家長安心上班，讓孩子快樂成長
劉建誠 公共行政學榮譽博士
九龍城區某小學附近，每天下午三時許，一批小學生背著書包，不急着回家，而是留在熟悉的課室裏，有導師陪伴完成功課、玩遊戲、學習社交技巧。他們的父母，此刻正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安心工作，無需為孩子的下課後去向憂心。這幅平凡卻溫暖的圖景，正是「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所帶來的改變。
今年四月初，行政長官李家超親赴九龍城區小學視察計劃運作，偕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了解學生及家長的親身感受。李家超表示，計劃的整體成效超出預期，他「喜見」計劃為學生和家長帶來的裨益，並承諾將與相關團隊研究如何進一步擴展計劃，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受惠。筆者認為，這一方向不但正確，更是刻不容緩——特區政府應加快推進，將計劃逐步恒常化，讓「在校課後託管」成為香港兒童照顧政策的重要基石。
「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由關愛基金資助，委託非政府機構在小學校舍內營辦，主要面向有經濟需要的基層家庭。計劃採「三方協作」模式：學校提供場地，關愛基金及扶貧委員會提供資金，非政府機構負責服務，安排導師及社工在放學後照顧學生，協助溫習功課，並組織小組活動，促進社交及身心發展。
計劃自2023/24學年起步，最初在九龍城、油尖旺、深水埗、觀塘、葵青、荃灣及元朗七個地區的59間小學試行，提供近3,000個名額。翌年，計劃迅速擴展至全港18區126間小學，名額增至約5,900個。到2025/26學年，已有逾200間小學參與，名額更突破10,500個，並正式宣布取消名額上限，邀請全港官立、資助及直資小學積極加入。短短三個學年，計劃從地區性試驗發展為全港規模的系統性服務，足見其社會需求之殷切，亦反映特區政府的積極施政決心。
2024年及2025年的《施政報告》均對計劃有所著墨。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支援家庭政策，包括延長初生子女家長首兩年合共26萬元免稅額，與課後託管服務相輔相成，形成從嬰幼兒至小學階段的完整兒童照顧政策框架，體現政府對「家庭友好」社會的整體規劃。
李家超在視察後表示，由大學研究團隊進行的獨立評估確認計劃成效超出預期。這並非官腔套話，而是有數據支撐的客觀評估。計劃目標之一，是令不少於70%參加的學童，在完成計劃後認為獲得更適切的照顧及學習支援。從各方反饋來看，實際達成率遠超這一基準。
對家庭而言，計劃最直接的裨益是「解放」了雙職家長，尤其是基層及單親家庭。過去，許多母親為照顧子女放學後的安全，不得不選擇兼職或放棄工作。自孩子加入計劃後，她們終能重返全職工作，既改善家庭收入，亦重建個人自信。這種正向循環，是任何統計數字都難以完全呈現的社會價值。
對學童而言，留在熟悉的校園環境中接受課後照顧，本身已有安全感的保障。導師與學生的比例維持在1:8（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則為1:5），確保每位學童獲得足夠的個人關注。導師協助溫習及功課輔導，有助鞏固課堂所學；社工的定期介入則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家庭，適時轉介相關社福服務。對於來自家庭暴力或貧困家庭的兒童，計劃更是一道重要的保護網。
從宏觀社會角度分析，計劃有效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釋放潛在勞動力，有助應對香港長期面對的人力資源短缺問題。在政府積極推動生育政策的當下，讓年輕父母切實感受到育兒有支援、工作有保障，才是真正提高生育意願的治本之策。
全港現有逾30萬名小學生，2025/26學年的10,500個名額，即使全數錄取，覆蓋率亦僅約3%至4%。換言之，仍有超過九成有需要的家庭未能受惠。尤其在新界偏遠地區、舊區基層社區及北部都會區的新發展地帶，基層及雙職家庭密度高，對課後照顧服務的需求更為迫切。擴展計劃，就是將這份安心送到更多家庭手中。
三個學年的實踐，已充分驗證「三方協作」模式的可行性與穩定性。政府、學校與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分工清晰，各司其職。關愛基金的資助機制已建立完善，扶貧委員會屢次通過延續及擴展撥款，反映各方對計劃的高度認同。獨立學術評估提供了客觀的質量保證，為進一步擴展提供了最具說服力的依據。在有成熟藍本的前提下，擴展並非冒險，而是水到渠成。
計劃的擴展，與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高度一致。它同時服務於多個政策目標：扶貧（優先服務基層家庭）、人口政策（鼓勵生育、支援在職父母）、勞工政策（提升勞動參與率）及兒童保護（建立課後安全網）。一個政策能跨越多個政策範疇產生正面效益，本身已是值得大力推廣的充分理由。
支持擴展，並不意味着迴避問題。要令計劃走得更遠、更穩，必須坦誠面對現存的挑戰，並提出切實可行的改善建議。
部分校長反映，參與計劃需要借出校舍至傍晚七至八時，校工須當值至較晚時分，影響原有學校活動安排，亦加重了學校的行政負擔。有立法會議員及教育界人士建議，政府應允許學校靈活運用計劃撥款，自行聘請額外校工協助管理，而非單靠非政府機構導師一力承擔。筆者建議，政府可考慮設立「校舍支援津貼」，專項資助參與學校聘請額外後勤及行政人員，真正做到「讓學校無後顧之憂」。
現時導師及社工均由非政府機構自行招募，隨着參與學校數目持續增加，業界已感受到人手壓力。有服務機構督導表示，若規模繼續大幅擴大，人手招募將成為主要掣肘，機構更傾向聘請全職導師，以便更穩定地跟進學生情況。政府應主動出擊，一方面加強與大專院校合作，鼓勵社工系、教育系及輔導學系學生參與實習，以補充人手；另一方面，為全職導師提供專業培訓資助及清晰的職業晉升路徑，提升行業吸引力，以長遠解決人力問題。
隨着參與機構增多，如何確保各間學校、各個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水平保持一致，是不可忽視的管理課題。建議政府建立統一的服務質素評審框架，要求所有參與機構定期提交成效報告，並委託獨立機構進行抽查評估，同時設立透明的投訴及改善渠道，讓家長有途徑反映意見，確保計劃的持續優化。
計劃走到今天，已積累了足夠的成功經驗與社會共識。筆者認為，是時候啟動一個更重要的政策討論：將「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恒常化，正式納入常規社會福利政策框架，而非繼續依賴關愛基金的臨時性撥款安排。恒常化，不僅代表財政上的長期承擔，更代表政府對這項服務的政策定位——將之視為與幼兒照顧、安老服務同等重要的基礎社會服務。
與此同時，政府宜研究將計劃逐步延伸至初中階段。青少年課後的監管同樣重要，現時全港139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雖提供部分課外服務，但缺乏系統性的在校課後照顧安排。打通小學至初中的服務鏈，方能真正做到「全程護航」。
商界亦可在此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可研究推出稅務優惠或企業社會責任認證計劃，鼓勵企業捐助或贊助計劃，擴大資金來源，形成政府、社會、商界三方共同投資下一代的格局。
「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的故事，本質上是一個關於信任與承擔的故事——政府信任社會各界的協作能力，社會各界承擔對下一代的共同責任。三年間，計劃從59間學校走到逾200間，從7個地區走到全港18區，從近3,000個名額走到超過10,500個，每一步擴展背後，都是一個個家庭獲得的真實改變。
行政長官李家超視察後承諾「研究進一步擴展」，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訊號。筆者深信，只要政府在擴展規模的同時，正視人手、質素及恒常化等核心問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必將成為香港社會政策史上一個真正「以人為本」的成功典範。讓每一個孩子在安全、愉快的環境中成長學習，讓每一對父母都能安心投入工作，這不只是一項政策目標，更是我們共同期望的香港未來。